案例•————
不肯站在“大局”的高度看问题的老师
我在某中学工作的时候，分管教学的是一位副校长，年龄偏大，古板，思想有些僵化，有较浓的长官意识，处理问题时很强势。
他认为，教学成绩是一所学校发展的基础，应该不遗余力地要“分数”，要“升学率”。依据各个学科在中考中不同的分值比例，他将其划分为“三六九等”，对那些“不重要”的学科，总是想方设法排挤、忽略。
有一次，为了体现重点学科和非重点学科的区分，这位副校长对各学科的作业布置、自习辅导等进行相关调整。一个历史学科的备课组长，对他的安排有不同意见，开会结束后，当场提出自己的异议，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或许是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这位副校长非常恼火，他在辩论占不到上风的情况下，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我主管教学，教学问题我说了算，你要站在“大局”的高度看待这个安排，没意见要执行，有意见也得执行。
偏偏那个年轻的历史组长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不吃这一套，副校长抬出“大局”这样一个大帽子来压人，反倒一下子激怒了他。
两个人为此争执起来。
沦为“工具”的教师
当一所学校的管理者过分强调“执行力”的时候，其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教师创造力和个性精神的丧失，因为“执行力”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我不需要你的思考。
这让我想起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家亨利·福特曾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每次只需要一双手，来的却是一个人。”这句话真实地道出了在程序化、流水线协作方式下资本家的心声。那种生产模式下的工人只需要用一双手按部就班、机械地、乖乖地劳动就是了。所谓精神世界、情感、被尊重与信任的需求无从提及，说白了，资本家不需要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架冰冷的机器。
可怕的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教师往往不是学校的主人，而只是学校的雇工；被学校推到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上，按照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标准，去制作学生这个“产品”；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立见解，经济和事业命脉被领导掌控，工作内容、工作思路被上级规划，成为教科书的传声筒和复印机，离开课本，离开教参，根本不敢站上讲台；明知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逻辑错误，没有对真理的坚持、对规律的敬畏，没有据理力争、拍案而起，有的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推波助澜。
大部分教师，无非当代教育所需要的工具而已。
不可否认，在学校中，大部分教师已经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长期以来，学校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操作模式的统一化造成教师发展的被动局面，原本安静封闭的、自由王国式的课堂被各类专家的话语和新理念所左右，“被模式化”的课堂教学常常成为迎合领导的刻意表演。“课堂只允许讲五分钟”，否则就算“教学事故”，无论这样的课堂管理有着多么好的出发点，其违背规律是显而易见的。教室里的摄像头、教学管理人员手里的秒表成为了教师头上的“紧箍咒”。教师个性张扬的空间越来越小，逐渐迷失在日益工厂化和程序化的教学之中。这种迷失带来了教师对自我存在的否定和专业生活意义的怀疑，“我是谁”的疑惑困扰着很多人。
教师的工作时间被任意“剥夺”。“5+2”“白+黑”模式成为教师的常态，“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太阳”是很多教师真实的生活写照，无节制地加班加点变得理所当然。学生从早读到晚自习，一天之内要上十几节课，中午也没有自由休息的时间。而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主要依靠教师的劳动。不仅如此，政府拆迁动员可以让老师出马打头阵，环保需要过关老师可以上街打扫卫生，评选文明城市，老师们，请到马路上去站岗，维持一下小商小贩的秩序——还有什么事是教师“不该干”的吗？师德的高帽一戴，尽可一味地强调工作的“上限”，但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这些司空见惯的侵权行为凸显着教师的“工具性”。
此外，对教师“情感、言论”的绑架，也在大幅度地让教师沦为“工具”。曾经在网上热传的“小学生给老师打伞”事件，当事女教师不仅遭到人肉搜索，还遭到许多充满“正义感”的网友的抨击：“现在的老师也真是牛了！”“霸气女教师，你摆的什么谱？”“敢情你是个领导呀！”……接下来就是教育行政部门介入，女教师痛哭流涕地道歉。原本师生问“美好和谐”的一幕，就这样被领导批评，被网络示众，被“全民”声讨，带来的恶果就是教师情感的丧失与接下去的墨守成规。网上对教师“肆意丑化”，男教师猥亵女学生、女教师不守规范、教师剽窃论文、体罚学生、上课不讲下课讲，甚至把教师定位于十大丑恶职业之列，这种铺天盖地的“情感、言论”绑架，极大抹黑了教师形象，教师只得低眉顺眼，以求平安。
有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种观点：
教师身上还有什么？一张会说话的嘴，一个比计算机略微更具灵活性的大脑，然后就是一个活动的身体，一颗僵死的心。
这是一个不需要教师发声的时代，教师只是应试教育，甚至是某些校长、局长升官发财、捞取名誉的工具而已。观察教师队伍的状况，他们大多像陀螺一般陷在繁杂的工作里，却极少思考工作的意义所在，像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饰演的那个流水线上负责拧螺丝的工人一样，从事着机械重复的劳动，已经让肌肉形成记忆，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出于习惯。教师的人格被异化，个性被磨灭，很多教师对于争个孰是孰非的问题早已学会了沉默，练就了麻木。更有甚者，一边心甘情愿地做着“工具”，一边为自己的“工具属性”摇旗呐喊。
而学校管理者，则大多陶醉于教师这种“听话”的状态，因为这恰恰满足了学校生产统一规格学生产品的流水线式工作模式的需要。就像前文所讲，教师成为了学校雇佣的一个“器官”，能够按照要求去流水线操作就可以了，何须思想和个性？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互联网时代，协作方式与经济运作模式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作为人的主体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我们可以自然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学校管理者，不会把眼前的教师仅仅当作一个只知道执行制度和流程的“机器”，而是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智慧的“活生生的人”。安排教师完成任务，就需要顾及他的情感，就需要调动和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与聪明才智。让教师深陷于严格遵守制度和流程，而不能有独立见解与实践的权利，等于只雇了他的双手，却没有雇他的大脑。
但是，在“严苛的纪律、密不透风的检查、大棒高压的政策”仍是学校管理主流思维的情况下，教师作为“人”的价值如何得以体现？
还教师精神的自由
何为“教师精神的自由”？我的理解是，教师能够排除来自各种权威的强制、干涉和规训，只遵从正义、责任和良心，在真善美的文化传承和价值引领中，努力促进学生实现自我潜能的持续生长，最终指向自由个性的实现。
身体疲惫，地位卑下，生活困顿，对教师来说，并不是最痛苦的。精神层面难以忍受的压抑和摧残，才是教师的最大不幸。只有为应试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义务，自身的权利则被剥夺得荡然无存：没有选举权，校长是上级任命；没有布置作业权、考试权，集体备课，要求统一；流行精细化管理，上课要量化，作业要量化，做学生思想工作要量化，考试要量化，教研要量化，继续教育要量化，评优晋级要量化，让人晕头转向；职称评定，备受折磨；家校冲突，教师成为“弱势群体”……
各种不满、各种批评，铺天盖地而来，精神世界不得安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哪里还有什么“人格尊严、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因此，开启教育中的“寻人之旅”，寻找教师丢失的“精神自由”“心灵自由”，还给教师独立思考、思想创新、实践探索的权利，应该算是起点之一，也是当务之急。
第一，要尊重教师的话语权。一所“一言堂”的学校不可能是“精神自由”的生存之地，教师真正参与学校的决策，“话语权”才有了真正的体现。
有一位校长朋友刚刚调任到一所学校，学校原来的绩效分配方案问题重重，老师们意见很大，她认为必须作出调整。但如何调整，调整以后大家会如何反应，她实在吃不准。是继续保守延续原来的做法，还是冒险推行新办法，她拿不定主意，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跟她说，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解决，关键问题在于，她最终采取的方案，一定要让教师的意见参与进来，而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一方面，对绩效分配中的利弊，应有来自教师群体的认知，他们的意见会为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教师真正参与进来，对决策的意义、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认同并自觉地执行决策。至于不同教师群体利益诉求上的矛盾，在大家真正参与的过程中也更容易相互碰撞、得到消解。
教师不能是学校的“被改革者”，而应该成为制度建设的参与者和实施者。学校要设计教师参与机制，使教师在整个教育管理改革中保持“话语权”，即学校管理改革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教师的参与，都有来自教师的观点和建议，使每一个决议都具有很高的操作性和信任度。
第二，要赋予教师评判权。在学校里，基本都是管理者评判教师，年终教师述职，领导评判优劣，写进个人档案或者以物质奖惩来兑现结果。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教师极少有对学校管理者、对校长的评判权。我谈到这个问题，很多校长不理解：我们有上级部门来评定工作啊，把这个权利给老师，一旦胡乱打起分来，对我们而言就太不公平了。这样的言论存在两个逻辑上的误区：第一，最了解校长的人应该是朝夕相处的老师，不让最了解的人去评判，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存在漏洞；第二，怕老师“胡乱打分”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如果一个管理者“行得端，走得正”，又何必担心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呢？
最近几年，我在自己主政的学校坚持实行“校长信任率”和“中层干部信任率”投票制度：
校长“信任率”全员投票制度：信任率低于80%，校长自动辞职。
中层干部“信任率”全员投票制度：信任率低于60%，将进行免职处理。
这是我给自己戴上的一个“紧箍咒”，我要求自己，在学校管理中要时时刻刻把教师放在第一位，让决策更加民主化，让执行更加人性化，这样才能保证得到更多人的信赖和支持。
第三，要给予教师信任感。一个被信任的人，更容易充满工作的热情和创造力。在《我，就是教育》一书中，我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我工作八年后，我调入教研室当了语文教研员。那年我26岁。这样年轻就做了教研员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自然，我也成为了重点“被怀疑”对象。到教研室以后，马上就面临着中考分析会。这个会议面对的是全体初三语文教师，几乎就是全区语文教师的“精英聚会”。会议将对过去一年的中考进行剖析，对新一年的初三语文工作做出规划。主任非常不放心我这个“新兵蛋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也就可以理解了。于是，活动前，主任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研员为我压阵。当然，为了避免我的尴尬，主任的理由是我不了解开会地点的情况，所以让老同志带我去，帮我组织一下。我心里却像明镜一般，这不是明摆着对我的不放心吗？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当时背后那双眼睛盯着自己、如芒在背的感觉仍记得清清楚楚。将心比心，我深刻认识到，工作中被领导“审视”“不放心”和“指指点点”，会带来怎样的感受。
作为管理者，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往往喜欢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交给老师，以便他们少走弯路。但很多时候“好心”并不一定带来“好结果”。有一次，我组织家长会的预备会，考虑到年轻人较多，就安排一个有经验的老班主任提前备了课，从家长会的准备，到整个流程、交流内容、课件制作，提供了翔实的样板。会后，一个年轻的班主任笑着对我说：王校长，您考虑得太周到了，我原来还想好好准备一下，现在拿来用就可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安排的问题所在：不停地提要求，强调太多的规则细节，是不是阻碍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呢？出发点可能没错，但最终的效果呢？长此以往，如何促成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呢？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华东师范大学周彬教授认为，教育教学其实是一种“使命”，而目前教师缺失教育使命感是因为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自主性越来越少，获得的信任和成就感越来越少。工作布置过于精细化，其实也是不信任教师的一种体现。就像人吃饭一样，胡萝卜有营养，但不分青红皂白，让大家按照一样的食量、一样的做法去吃胡萝卜，却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我们的管理中有太多这种“一厢情愿”的事，其实背后隐藏的一个逻辑，就是不放心、不相信，同时不允许每一个教师有“不一样”的想法。而这样的逻辑，反过来妨碍了教师“精神自由”的存在。
此外，要赋予教师选择权。多提供一些菜单式服务，让教师自主选择。例如，学校开展校本讲座，可以将本年度的计划呈献给教师，由教师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对应的培训；再如，学校开展读书活动，没必要限于教育书籍，大家可以跳出教育看教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思想盛宴。对不同教师的个性需求，学校也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开展“读书沙龙、厨艺沙龙、育儿沙龙、摄影沙龙”等等，让教师保持丰富的一面。对教师的评价也可增添自主内容，让教师根据自己学期初制定的行动目标自主细化评价指标。
团队成员的个体生命质量影响着一个集体的整体质量。选择权越多，人就越自由，而一所学校也就越接近教育的本质。
强化“教师第一”的管理理念
在一次校长培训班上，我设计了一个情境性问题，请现场的校长回答：假设有一位教师和一名学生发生争执，两个人情绪激动，找你去评理，你认为该批评老师，还是该批评学生？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校长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这还用问，当然是批评教师，“一切为了学生”，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啊，而且教师是成年人，师生发生冲突，自然要承担责任。台下一片哗然，大家议论纷纷，意见不一。
教育界所谓“新理念”的不断推陈出新，造成部分学校管理者思想的混乱，走在偏离常识的道路上。譬如，当不断强化学生主体、学生中心的时候，到底应该把教师放在什么位置上？在不少学校，铁一样的事实冷冰冰地存在着：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本应受到相应的处罚，却把板子打到教师身上；家校之间产生矛盾，本来是家长无理取闹，却要处分教师；以学生分数为主要内容的考评机制，常常令教师感到压力巨大，身心俱疲。这种情况下，教师根本不是具有自主权、主体地位、独立人格的人，而是受人差遣、训导的附属品、雇工甚至“工具”。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约翰·哈蒂教授出版过一本全球有名的著作《可见的学习》，他对800多份研究报告中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将这些因素放在同一把尺子上进行考察，这就是国际著名的“哈蒂排名”。细看这个排序，就会发现对学业成就影响最大的不是教育者热衷谈论的课程设计，也不是学校着力改善的学校环境和办学条件，而是与教师和教学相关的因素。哈蒂教授综合迄今以来教育实证研究中获得的重要证据和结论，指出：教师最重要。
的确，教育是塑造人的事业，塑造学生美好的人生，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可是，这一切都只能通过教师来完成。用幸福才能塑造幸福，用美好才能塑造美好，谁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教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从二者的关系上看，当然应该是“教师第一”。因为无论是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还是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理念的践行，都需要教师从每天的备课、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学生管理做起。没有教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无论多么崇高的教育目标，多么先进的教育理念，都难以落实到学生身上。教师的思想境界、专业知识、教育教学能力是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保证。
如果长年累月生活在学生中间的教师，生活狼狈，心情压抑，脸上看不到笑容，他们会给学生带去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结果可想而知。
李希贵校长曾写过一本书《学生第二》，其核心观点是：只有把教师放在第一位，教师才能真正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后来他又写了一本书《学生第一》，这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的，两者并不矛盾。教师第一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把校园变成学生的乐园。所以“学生第二”和“学生第一”分别是从管理学和教育学角度来写的，殊途同归。李希贵校长主张在管理中主动把教师放在第一位，要建立一个激励型的教师团队，把教师变成一个成长的共同体。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较高的教育质量的实现。把教师放在第一位，关心教师的生命幸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在关心学生的生命幸福。
把教师放在第一位，首先要为教师“减压”，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要减掉教师工作中相对无效或低效的部分，如每学期家访记录多少次、转差记录多少次，师德笔记几万字、业务笔记几万字，论文几篇、心得几篇、反思几篇。这些事务花费了教师大量时间，但基本属于疲于应付，产生不了实际效益，甚至带来教师的身心健康问题。没有精神健康的教师，何来心态阳光的学生？因此，“要更重视教师心理”，这是“教师第一”管理思维的底线。
还要少些量化评比。对于教育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实际上是无法完全量化的，如果没有教师在课堂上自觉的、充满激情的、有创造性的发挥，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几乎无从谈起。例如，在教学常规考核制度中对教师听课活动的要求，应摒弃简单的数字模式，对听课次数未必非要硬性规定，激励教师多参加听课活动，对别人的课堂教学能作出准确且个性化的评价。这样的激励策略让教师不再伪造听课记录，积极参与听课，评价语言也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空话、套话，能够大大提高教师的听课质量。
再有，要少些限制，多些引导。对于工作细节中的行为偏差，尽量不要用过多的“不准”来要求教师，而应该注重引导，增强教师的认同感，促使他们自觉规范教学行为。比如，针对教师上网聊天、玩游戏等现象，不必就此限制教师的上网时间和内容，不妨引导教师从健康和提高备课效率的角度去规范：长时间上网不利于教师的身体健康，应控制上网时间；要做到网络“为我所用”，上网查找有价值的教学资料，提高备课效率……类似这样的人性化规定，由“硬性”的制度约束转变成“柔性”的教育引导，自然能够引起教师的情感共鸣。
此外，尊重教师的发展权也很重要。有些校长以经费紧张为由，不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这种“光要鸡下蛋，不让鸡吃米”的做法，也不是把教师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引导教师实现生命主体的持续健康发展，例如，可组织教师的发展定位讨论，促使教师写出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性格、优势、劣势等分析，提出教学、教育、科研、进修、个人特长、职称、荣誉、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对近期、远期目标进行思考和规划，以现实的行动赢得人生的精彩。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说过一句名言：松下公司主要是制造人才，兼而制造电器。对学校而言，可以理解为，管理的重心要由原来的以“事”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坚持“教师第一”，善待老师，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工作和学习，尊重他们的理想、追求和个性，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将学校建成充满人文关怀的家园。教师在学校得到了生命的灿烂光彩，学生培养任务顺其自然就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