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2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澳大利亚人)说过:“我们在‘暴乱’(指义和团运动)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们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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